王建国VS吕斌：新时期城市设计发展趋势

导读

11月18日-20日，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东莞举行。中国城市规划网在年会期间策划了“大咖对话”活动，旨在通过专家间的对话交流，对我国城市规划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本期“大咖对话”邀请到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王建国教授，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吕斌教授，看看他们都说了啥？

中国城市设计面临两个重要机遇

吕斌：您在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方面，特别是在中国特色城市设计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观点。您在报告当中也讲到城市设计的四代范式，听后非常受启发，这不仅仅是对我国，乃至对全球城市设计都是一个重要的推进。

王建国：城市设计古已有之，人类聚集起来都是基于把环境建的臻于完美的朴素诉求。城市设计从最早的以视觉、建筑学方面的几何控制为主，到今天有更多更复杂的多重尺度的设计驾驭和控制，其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过去几千年的城市设计基本上是基于建筑学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城市发展各方面是渐进的，比较缓慢的，应对的城市人口在20%以下。而今天却面临着更大的规模，所以城市规划的工作内容和扶持对象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城市设计四代范式中，现代主义就把应对城市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如发展动力，包括宏观尺度的空间布局和品质提升，和城市规划密切结合起来。过去规划也是以物质空间为主的，到了60年代以后，生态方面有了觉醒。一些环保主义者、景观方面的专家，对于城市作为自然过程的重新关注，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城市，都希望建构一个城市在认知当中的形态整体。

近些年，我认为中国城市面临着两个特别好的机遇：

第一，面广量大。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虽然暴露了一些问题，但却催生了应对大尺度问题的城市设计，并实现了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有效结合。在法定规划之间的结合、城市设计和规划之间的借力或是同向发力方面，中国做的最好。

第二，我们处于数字技术、AI、移动互联网突飞猛进的时代，所以在技术支撑方面，我们与国际城市设计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双重推动，中国在城市设计方面有着比较大的进展。这表现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城市设计是在跟跑国际，而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的十年中，开始并跑。可以说，住建部特别重视城市设计，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没有关于城市设计的表述，但各地政府、专业人员都认识到城市设计在城市规划各个层面上都包含重要的内容，对城市规划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到了2010年以后，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机遇。我们团队在2003年第一次用GIS做城市高度控制，受益匪浅，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大家比较偏重于因人而异的个性化阐述和感官感觉上的判断。前些年看到全世界有一张城市化的地图是用灯光展示的，灯光的强度反映城市化的程度。其实如果我们用一种新的方法工具，就有可能改变很多认知。这些年我们团队在不同城市做大尺度的城市设计，都根据实际需要不同程度地使用了GIS、GPS，甚至是POI的大数据，解决了一些以往不能被认知的问题。在规划衔接方面，数字技术也促进了与当地政府的对接及认同。

吕斌：多年来您和您的城市设计团队，在城市设计理论，特别是在技术和实践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符合这次年会的主题“理性规划”，以前城市设计包括建筑设计都特别强调意向的表达。

王建国：其实我做的是理性化的城市设计，特别大尺度的。

城市设计要从大尺度转向中微观尺度

吕斌：我们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快速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大尺度的城市设计，机会远比国际上的多。城市规划一方面要与法定规划、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与生态结合起来，以大数据、数据库为支撑。数据实际上是尊重需求，特别是社会的需求、不同阶层人的需求，对理性城市设计或者成为一种所谓的公共政策和推进城市真正落地建设有非常强的指导性。

现在的城市设计不仅仅是增量的大规模新区开发，存量的内容也开始多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双修”，特别是“城市双修”中的城市修补，而城市设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既然是城市修补，就不可能大拆大建，当然也不是历史空间简单的保护和传承，还有修复、完善、延展功能。

在城市可持续再生或有机更新过程中，城市设计实际上还有一个社区设计的内容。城市修补不仅是物质空间的修补，还有社会空间的修补。既然有社会空间的修补，就需要社区设计。当然这个社区设计不是纯粹的社会学管理、治理意义上的设计，要结合空间，有三个维度的内容：

第一，公众参与机制，这个主体是谁？

第二，资金筹措机制的设计。

第三，场所营造，而不是简单的空间设计。基于人的行为，大数据支撑就是人的行为的反映。要将场所应用在城市设计，特别是在城市修补过程中，这个一点特别重要。

王建国：随着时代发展，很多城市在总体规划修编中的理念和定位都会改变。这个过程中，大尺度的、偏向于总体城市设计的量会越来越大。针对这种情况，我曾提出过“二八开”的概念，即：大尺度城市设计，八分是为管理做设计、为规划服务，两分是自己独有的东西。

一个城市，总体规划要管30年或者是50年都可以，但是城市设计尤其是总体城市设计确定的山水格局，比如说文化传承的内容可能100年甚至更长时间都不变。今后大面积增量性的城市设计工作会逐步减少，因为我们不可能做那么多的新区，不可能做那么多开发区，而要转向中微观尺度的“城市双修”、城市更新改造、历史文化的再生。

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没有僵化界限

吕斌：建筑和城市规划中的城市设计，在规划的层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这方面谈谈您的观点？。

王建国：我认为城市设计归属城市规划还是建筑学完全不重要，都归住建部管，都是为了人居环境的改善，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总体来讲，我认为在控规尺度上，规划的内容要多一些，因为引导、管控的成分多一点。但是也要保留一些活力，给城市生长自发完善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在场所营造方面，城市空间的营造需要大量的建筑师来做设计。他们通过有城市设计意识和观念的建筑设计，提升建筑设计的品质。

吕斌：世界上著名的建筑师，到一定时候也都从建筑走向城市了。

王建国：从法定规划的角度来看，规划是主要的。城市设计与规划的关联度建立可能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无数的以开发商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建设中，建筑师一定是主体。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其实也没有大的分别。城市设计要关注到一个路牙的大小和高低，关注到一个具体花坛怎么摆放，可塑性、宜人宜居性怎么样。谁在这有过一次互动，就留下了他的印痕，这个印痕在岁月流淌的过程中，会激发起后人对这件事情的某种追怀和追忆，通过这个载体来认识社会文化发展的丰满度和历史厚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在城市修补中，要修补过去城市发展中建的不够合理的，还有因为升级转型换代而发生区位变化的。在这里城市设计的作用太大了，伦敦、汉堡的码头区，包括天津的河西、广州的天河等等，都是通过城市设计来实现旧城更新改造的。

吕斌：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没有特别僵化的界限，大家要融合。在不同尺度上相互之间承担的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或者是多和少的问题，但是总体上是融合的。城市设计不可能都是大尺度的结构性的，还要把场所活力提升的支撑条件创造出来，所以建筑师、城市设计师都有用武之地。

*文字内容根据视频整理